7月24日，一艘外籍货轮停靠山东海港，准备接受菲尼克斯船级社亚洲区总部提供的船舶检验审核服务。作为船舶的“安全认证官”“规范制定者”和“信用背书人”，船级社被视为高端航运服务业链条的关键一环，却一直是我国航运产业发展的短板。

6年前，一艘希腊船东所有的货轮卷入一场跨国海运索赔纠纷。剑拔弩张之际，青岛海事法院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调解这一“东方经验”化干戈为玉帛，在希腊航运圈迅速传开。1年前，入级总吨规模位列全球前十的菲尼克斯船级社从希腊远道而来，将其亚洲区总部设立在青岛。

面对众多抛来橄榄枝的亚洲城市，菲尼克斯船级社选择了以中国法治方案让多方实现共赢的青岛，成为一段佳话。

“来者不善”，中国涉外法治直面挑战

故事还要从一船大豆说起。

2020年，一艘载着68000多吨大豆的货轮，历时43天，从巴西抵达日照港。卸货期间，收货方发现货物热损霉变。承保该订单的中国保险公司赔付买家后，取得代位求偿权，起诉外国船公司，索赔725万元。该船公司部分货轮加入的正是菲尼克斯船级社。

汪永利，广东敬海（青岛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，是这起跨境纠纷案被告在中国的代理律师。从业16年以来，这是他代理的“对抗最激烈”的国际海运索赔纠纷案。

原告保险公司刚一起诉，被告船公司就“炮火全开”：一边委托汪永利在中国提出管辖权异议，一边请英国律师向英国高等法院申请禁诉令，形成了复杂棘手的中外平行诉讼局面。

凭借工业革命先发优势，英国曾一度掌握海运话语权，后转型为全球海事服务枢纽，全球约80%的国际海事仲裁选择伦敦为仲裁地。签发禁诉令——禁止案件当事人在本国之外提起诉讼或仲裁，成为英国等国家捍卫其国际仲裁中心地位的重要手段。

“实际上，被告是在挑战中国的涉外法治。”接手案件时，案件主审法官、时任青岛海事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王爱玲感受到“来者不善”。

这种感受其来有自。她发现，近些年随着各国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摩擦不断加剧，国际民商事诉讼管辖权争夺战愈演愈烈。但案件管辖权是国家司法主权的核心组成部分。合议庭认为，虽然涉案租约中有仲裁条款，但原告不是涉案运输合同的当事人，也没有明确表示接受租约中的仲裁条款，仲裁条款对原告没有约束力。

换句话说，中国对本案享有管辖权，任何外国法院都不得剥夺、侵犯中国法院对该案的管辖权。管辖权异议被驳回后，船公司不服并提起上诉，山东高院二审依法维持原裁定。

面对被告强硬的态度，青岛海事法院也可以以反禁诉令强硬反制，但合议庭考虑得更深远：国际民商事司法合作越来越密切，“以牙还牙”不是良策，反而极易激化矛盾。

王爱玲说，受不同历史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等因素影响，中西方法治体系的差异客观存在。跨越不同法治体系和文化隔阂，成为本案推进的关键。“公正专业高效的司法裁判，才是最通用的国际语言。”

合议庭没有发出反禁诉令，而是立足中国法治方案，尽最大可能高效、和谐、实质性化解这起涉外商事海事纠纷。

“和合”文化，推动双方握手言和

查阅国内所有大豆热损案件资料，形成20万余字研究材料汇编；花3个月时间，将所有案例中的大豆检验报告全部过一遍；几大本的卷宗逾千页，足有十几斤重……采访时，这组数据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。

相比国内诉讼，跨境诉讼语言沟通难、证据认证难、适用法律存在争议，找准货损原因、厘清双方责任、说服双方接受调解方案并非易事。

案件进入审理阶段，双方提供了大量证据。为抽丝剥茧、廓清迷雾，王爱玲开始“研究”大豆。

被告船公司认为其运输过程中做到了合理通风，货物热损主要原因是大豆本身有缺陷以及迟延通关卸货，原告保险公司却不这么认为。

为弄清这些专业问题，王爱玲阅读大量论文、大豆检验报告和裁判规则等，请教了专家、船东、海损检验师，对运输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做了复盘推演。

比如，经仔细查证，她注意到巴西大豆含水量平均值比美国大豆要高，案件中的大豆含水量确实偏高，但并没有达到13%这一易造成热损的临界值。船到码头后，买方卸货不及时也需承担部分责任。细致的调查取证令各方信服。

专业精神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。以往一些案件中，法官会要求专家证人具有中国专业技术职称、行业执业资格等，这令部分外国当事人产生“中国司法存在制度性偏向”的误解。

在庭审过程中，青岛海事法院给外国专家证人出庭陈述意见的机会，并认真倾听。船公司也由此感受到中国司法环境的专业与开放，对中国法治的信任值不断增加。

牛津大学大豆专家尼古拉斯，是船公司聘请的专家证人。受条件限制，他通过网络远程参与庭审。“事后，他告诉我，中国法官用心研究大豆了，庭审中问题问得很专业、很关键，即使（他的）观点没有被完全采纳。”汪永利说，庭审过程打破了船公司对中国法院只重判决的印象，法官的专业能力赢得他们的尊重。

原告索赔725万元，被告只愿赔150万元，近600万元的悬殊落差该如何裁量？四轮庭审后，合议庭没有急着判决，而是运用根植于中华“和合”传统文化中的调解智慧，逐项沟通、逐步缩小分歧，推动双方握手言和。

定分止争、以理服人。最终，被告同意赔偿原告货物损失人民币438万元，并主动履行了付款义务。撤回禁诉令时，船公司由衷表示：“中国海事法院值得信赖！”

据了解，这是我国首个在民事调解书中一揽子解决英国禁诉令的案件。

但对青岛海事法院来说，使用调解这一“东方经验”化解涉外纠纷，并不是首次。早在2018年，青岛海事法院就通过调解，妥善处理一外籍货轮扣押案，挽回约3亿元的损失。为此，船东特意将船舶更名为“尊重”（RESPECT），只为向中国法治致敬。

去年，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正式通过了调解规则，并聘任了首位调解员。这意味着“调解”这一我国独创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，在国际组织内部司法体系中落地生根。亲身经历了案件审理全过程，王爱玲体会到，中国涉外法治有自己的理念主张和文化底蕴，“坚定按照中国法治方案，高效专业审结案件赢得各方认可，更坚定了我们的法治自信”。

“凤栖琴岛”，合作共生取代零和博弈

运用新时代海上“枫桥经验”，中国法治方案从源头上消弭对立情绪，平衡各方利益与风险，不仅解决法律争议，更解开当事人心中的疙瘩。

谈起这段往事，汪永利已是云淡风轻。但他坦言，成为被告后，船公司其实做好了花费2—4年时间去伦敦仲裁的准备，也做好了承担高额律师费、船期损失的准备，最坏的结果是失去与中国商业合作的机会。

在青岛达成和解，原告和被告一致认为：这是一种成本最低、最体面的市场化、法治化解决方式。

中国式调解追求“案结事了人和”，为后续合作实现共赢打下基础。回访案件时，王爱玲不经意间得知希腊菲尼克斯船级社有意向在亚洲布局。

船级社，是全球航运业得以运转的基石。无论是价值亿万的船舶本身，还是航运金融、保险、仲裁等高端服务，都离不开船级社对船舶安全性与可靠性所提供的权威背书。

青岛海事法院立即将信息报给青岛市招商引资平台，平台很快就向菲尼克斯船级社发出诚挚邀约。对此前纠纷早有耳闻的船级社合伙人达莫波洛斯·扬尼斯欣然前来。实地考察青岛自贸片区、船舶重工企业、中央法务区后，他坚定了建议亚洲区总部选址青岛的意向。

最后，经过慎重考虑评估，菲尼克斯船级社将亚洲区总部落户青岛。

去年2月18日，菲尼克斯船级社（青岛）有限公司在青岛自贸片区成立。这是该机构首次在亚洲进行战略布局，计划3年内在中国市场新增入级船舶300艘。

有了这样的合作基础，越来越多的外国船东、船公司将目光投向青岛，前来考察交流的热度持续升温。

菲尼克斯，希腊语中的“不死鸟”，恰如中国凤凰。了解了这一案例背后的故事，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兼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治研究院院长、教授许身健认为，传承“东方经验”的中国涉外法治建设，助力营造出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，这是“凤栖琴岛”的最重要考量。仲裁给出的是“谁对谁错”的答案，调解追求的是“继续同行”的共赢。面对复杂纠纷，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中国法治方案，是因为他们更希望与伙伴携手走得更远。

从争输赢到求共赢，由一船大豆引发的故事正在续写。

（大众新闻记者 刘一颖 于新悦 赵洪杰 刘江波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