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庆期间，我花了两天时间，推掉所有应酬，认真读完了厦门作家陈晓雯的长篇家族史《外婆的苦茶》。

这本书在一个多月前就已在社交平台悄然“走红”，有人称它为闽南版《阿嬷的情书》——同样以女性视角回望时代伤痛，用柔软细腻的笔触，描摹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女性命运。

最打动我的，是三代女性不屈于宿命桎梏，奋力挣脱束缚，追寻自由与理想。面对婚姻、亲情与生存的困境，她们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，交织出数段令人唏嘘的家族往事。

陈晓雯的写作始于两年前一个意外的电话。那年她将满五十八岁，母亲的一位朋友告诉她：她并非父亲的亲生女儿。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。五十八岁，父母、祖父母、外公外婆，所有能指认她来处的人，都已不在。她成了一根断了线的风筝，悬在半空。

两年多时间，她把这个人生疑问写成了一本书——近四十万字，填补了历史的褶皱。

《外婆的苦茶》，陈晓雯著，海豚出版社

一

《外婆的苦茶》的故事，从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开始。

1948年，厦门集美学村三十五周年校庆，八音楼前。外公陈维风穿着借来的大衣，皮鞋擦得锃亮；外婆陈惠珍站在他身侧，面容娴静，手里或许还攥着一方手帕。

彼时，厦门正迎来抗战胜利后的短暂安宁，陈嘉庚号召全球校友回来复校。作为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校长的陈维风，把学校从福建大田县的深山里迁回来。

在抗战期间，他创造了世界航海教育史上的奇迹，在福建大田县密林深处坚持办学，并挖了一个五米深的池塘，教学生练高台跳水。

动笔之前，陈晓雯的外婆在家里连名字都没有，她叫“张陈氏”。

陈惠珍出身福州望族，系“元昌行”药房的千金，嫁妆丰厚，却遭遇丈夫纳妾、侵占家产。她没有选择隐忍，而是登报断绝关系，带着幼女离开福州。

二十世纪20年代，陈惠珍开创了福州首例“文明离婚”，名动一时。然而在家族记忆里，此举并非勋章，而是“污点”。

“我外婆离婚，在我们现在看来，肯定是要冲破封建束缚的；但在当时，她的亲生儿子都不原谅她。”陈晓雯在书中这样写道。

这次惊世骇俗的出走，陈惠珍把自己逼入了一条不归路。

离婚后，她曾到上海报考助产士学校，最终因课业重、经济窘迫而中断。这种男女不平等，犹如一根针，扎进旧时代中国女性的精神世界。

在书里，陈晓雯也写到了母女之间一种“相爱相杀”的张力：外婆的果敢作风遗传给了母亲，母亲的坚韧又遗传给了她。外婆和母亲反复以身作则地教导：女性不能依靠别人，一定要自立、自强，要有养活自己、甚至支撑一个家庭的能力。

如今时代已然不同，女性拥有了更大的宽容与自主权。

陈晓雯说，她写书的动力，是通过书写表达思念，力图重新走近那个被时代碾碎的生父。

二

读到这里时，忍不住想起曾对我人生带来深远影响的外婆——苟全芳。

她生于1903年，2000年去世，算起来，已经离开我们26年了。

外婆去世那年，我正好在北京刚上班，租住在北五环外一间不足十五平米的平房里，冬天靠一台电暖器熬过零下十几度的寒夜。

一个夜晚，母亲打来电话，语气平静得不正常：“你外婆走了。”

我握着电话，愣了几秒钟，说了句“知道了”。这种木然不是冷漠，而是大脑自动开启的保护机制——仿佛只要我不去碰那个词，它就还不是真的。

直到一个多月后，我在梦里见到她。梦里她还是那样，拄着拐棍，亲切而遥远。

醒来时，枕头已经湿透，我蜷缩在被子里号啕大哭。那是我成年后第一次真正懂得什么叫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，也是第一次意识到，有些告别是需要一个梦境来完成仪式的。

跟陈晓雯的外婆一样，我外婆亦是裹小脚的受害者，只是她无力反抗。

从我记事起，她就拄着拐棍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那双被扭曲过的脚，大拇指被强行压在脚底，其余四趾折断贴地，脚背拱起成一个畸形的弧度。

到了一定年纪，脚骨变形压迫神经，每走一步都是钻心的疼。可她从不喊疼，只是把拐棍杵得咚咚响，一步一步，像在跟地面较劲。

可就是这样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，却是我童年世界里最明亮的光。

我外婆特别会讲故事，一件平淡的事，从她嘴里讲出来，总是妙趣横生。小时候每逢寒暑假，我和姐姐都盼着外婆早点来家里。她一来，我们的世界就活了。

在外婆讲的故事会里，既有鬼神狐妖，也有时代风云。比如村里有棵老松树被雷电劈开后，里面钻出了一条蛇；大旱之年，村民跪在龙王庙前求雨，结果真下雨了。

讲到精彩之处，她绘声绘色，我们听得如痴如醉。

她讲得最多的，还是亲身经历过的艰难年月：小时候如何度过灾荒，草根挖光了，树皮剥光了，最后连观音土都吃；还有在特殊年代如何看透人性，曾经相处甚好的人，一夜之间反目成仇，划清界限。

无论外婆讲什么故事，最终都指向一个大道理：“不能做亏心事。”

我外婆没有读过书，也不认识几个字，她用一生艰难困苦，读懂了人性这本书。

别小看这些故事，却在我幼小的内心种下了最朴素的是非观。长大后，我用了很长时间去反复消化它们。

我记得有一年暑假，我贪玩，整个假期快过完了，作业一个字没动。外婆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劝道：“建华（曾用名）啊，时光如梭，岁月似箭，你每天这么浪费时间、浪费光阴，等你长大了，一无是处，怎么办？我会老，你爸妈也会老，到时候你靠什么养活自己？”

这段劝勉，如果是从父母嘴里说出来，我可能会不以为然，甚至顶嘴——那时候叛逆，总觉得父母的话是唠叨，是控制。但偏偏是外婆说的，让我立刻面红耳赤，无地自容，立刻老老实实坐下来，把作业一本一本地补完。

此后许多年，每当我懈怠的时候，这句话都会像一根鞭子，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。

三

《外婆的苦茶》中也出现过类似的家训：“女性不能依靠别人，一定要自立、自强。”相较于我的外婆，作者的外婆陈惠珍更加勇敢。

在二十世纪20年代，陈惠珍就敢于开创福州首例“文明离婚”，哪怕被亲生儿子不原谅，哪怕被时代贴上“污点”的标签。

我的外婆一生没有如此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她只是在那个重男轻女的乡村，努力自立，一步一步把舅舅、姨娘和妈妈们拉扯大。

这种自立，应该也是所有中国女性刻在骨头里的本能。

在书中，陈晓雯还写到家族中另一种沉默的共谋——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，他们的选择既是出于对家庭的爱与保护，更是出于某种恐惧。

母亲陈方玲，为了女儿的名分和前途，守了六十年的秘密，直到女儿五十八岁才揭开真相。外婆陈惠珍当年强势介入女儿的婚姻，让她“闪婚”嫁给海军军官，不是不爱，而是太知道乱世之中一个女人的命有多薄。

《外婆的苦茶》扉页有一张藏书票，画着一棵树的素描，那是一棵“女儿树”。

听说按照海南的风俗，女子出生时家里要种一棵菠萝蜜树，待出嫁时砍下做嫁妆。这棵树是陈晓雯曾祖母种下的，然而曾祖母早逝，她出嫁时无人给她做嫁妆。

当她回到老家，发现那棵树已长成村里最大的一棵，静静地立在那里，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。

陈晓雯说，这棵树是中国家族文化中特别重要的寓意，它是一代人留给下一代人的东西，祖辈、父辈用你不知道的方式来关心子女，为子女做很多事。

我的外婆倒没给我们种什么树，但她用讲故事方式，给后辈留下了无数回忆。

“必有未渡之人”这五个字，道尽了《外婆的苦茶》中所有人的命运，也道尽了外婆那一代人的命运。

她们渡过了人生一场场的危机，也渡过了裹小脚的痛、丧亲的悲、被误解的苦，却终究未必能渡到我们这一代人完全理解她们的彼岸。

陈晓雯说：“人生是不完美的。为什么它是茶，而不是甜品？这确实是它不完美的地方……如果把个体的故事，放在时代背景下，你会觉得释然，因为个体不是孤立而存在的。”她为生父立了碑，也为生父超度，并用一本近四十万字的书，填补历史，疗愈自己。

杜君立在《外婆的苦茶》序言里写：“人生是一趟单程旅行，我们承接上一代的足迹一路向前，历史便是这趟行程的票根。”对于作者来说，寻找生父，就是寻找那张遗失的票根。而对于我来说，写下这些文字，也是寻找我自己的票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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